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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目共睹。现在，我国科技进入重要跃升期，您认为基础研究的发展现在处于什么阶段，30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先恩：由于历史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过去30年，我国基础研究获得长足发展，并进入了跃升期，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少数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前列。

　　我们对基础研究发展的评估，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论文，二是对技术发展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三是人才队伍建设。

　　统计表明，30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的数量持续高速增长，大约每5年翻一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连续超过一些传统科技大国，2006年跃升进入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方阵，与英、德、日相当。与此同时，高水平论文数量也显著增加，频频出现在著名学术刊物上。

　　我国科技文献专家还进行了论文影响力分析，分析指标包括SCI论文和引文、高被引论文和引文以及热点论文和引文等，时间跨度为10年。结果发现，相对于国际同行，我国大多数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进步显著，若加权平均处理，在世界上总体排位为：1994年—2003年第15位、1996年—2005年第12位、1998年—2007年第8位。该方法综合考虑了论文的数量、质量和被同行关注程度，而且以10年时间为统计尺度，避免了某一个年度的偶然性，结果应该比较合理。

　　我国材料科学、化学、数学和物理学研究基本与国际接轨。最近10年的学术论文影响力物理学进入第7位，其他三个学科都进入第4位。其中，在纳米材料、信息功能材料、超导材料、新能源材料等方面有大批高水平工作（例如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碳纳米管制备方法等）。在量子调控研究方面也有杰出表现，尤其是量子纠缠理论，连续产出国际领先的成果，为未来长程量子保密通讯奠定了基础。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于2006年实现首轮物理放电，在国际聚变能领域获得高度评价。纯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长期的国际合作传统。2007年，美国卡弗里基金会选择在北京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和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支持最基础的理论探索研究。

　　曾经以地理学和地质学为主的传统地学，已经发展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地球系统各圈层（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日地空间等）的过程与变化及其相互作用。陆相生油理论与实践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近数十年又涌现大批高水平成果，例如青藏高原隆起对气候、环境及成矿的影响、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区域响应、生态学研究、澄江和热河古生物群、地球深部科学钻探以及遥感、地球空间环境等。论文影响力分析表明，我国地球科学总体已经从第20位进步到第6位。

　　尽管我国曾经取得过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的瞩目成果，但生物科学整体上排位不靠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文革”十年，我国科学事业几乎全面停顿，而此期间国际上发展最快的是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操纵技术，当“文革”结束时，我国差距拉得最大的就是生物科学。二是发达国家对生物科学保持了半个世纪的高强度投入，生物科学产出的国际论文占总数超过50%%，积累十分深厚。经过30年追赶，我国科学家取得了众多瞩目的成就，例如各种植物分子育种、动物克隆、重大疾病的机理研究及药物创新、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结构生物学、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等。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生物科学领域人才队伍正在迅速优质化，研究条件也显著改善，正在形成后发优势。

　　论文影响力分析还表明，我国工程技术科学和计算机信息科学已经分别进入第5位和第6位，环境科学和空间科学还比较薄弱。

　　我国学者所发表的国际论文，约23%属于国际合作。此外，还积极地参加了许多重大国际科学合作项目。我国学者在获得重要国际奖励、国际组织和国际刊物任职方面一直是薄弱环节。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明显改善。

　　科学研究要为国家目标服务是各国的共识。我国973计划实施10年，引导众多科学家转向关注国家需求。如今，基础研究活动已经广泛融入到各国民经济发展领域，促进了我国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环境技术、能源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发展。基础研究成果正在促进我国GDP向价值链上端转移，并为解决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问题及粮食和健康保障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一些成果已经体现重大应用价值。例如，化学复合驱采油法经大庆油田试验表明可提高采收率19%%以上；天然气高效成藏理论及评价方法对我国天然气资源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海相成油理论的发展为我国油气资源行业发展中长期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科学支撑；重油高效转化与优化利用已经获得大规模应用；高强度钢（超级钢）将推动钢铁行业产品更新换代；水硬铝石型框反浮选理论和技术将使我国铝资源的经济利用保证由10年提高到60年；双轴拉伸流动稳定性理论实现了聚烯烃材料高速拉伸，大大提高了石化行业的竞争力；新成矿理论和探矿方法标出了一系列大矿和大型矿集区的靶区；气候变化的系列研究成果为我国掌握气候变化规律及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发病机制及药物的研究使该白血病成为第一种可能治愈的癌症；已经发现了一大批针对一些重大疾病的先导化合物和生物药物；分子生物学方法和转基因技术已经广泛用于分子育种，等等。

　　记者：过去30年，基础研究不断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源自哪里？

　　张先恩：政府措施和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是我国基础研究长足发展主要依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支持基础研究。

　　1986年，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科学前沿创新活动；同年，设立863计划，支持高技术研究。1991年，设立“攀登计划”，强化基础研究支持力度。1997年，设立973计划，支持国民经济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1998年，以中国科学院为试点，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立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科研机构；同年，教育部决定实施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200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规划》，强调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同时确定设立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2008年3月，科技部和财政部决定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高强度、稳定地支持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团队。

　　此间，国家还设立了国家最高奖和自然科学奖等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恢复了院士制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制度，设立了多项青年人才基金和计划，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我国还先后建设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等一批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设施。这些政府措施，为我国基础研究活动提供了重要保障。

　　记者：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也留下一些遗憾：自然科学一等奖常常空缺，诺贝尔科学奖至今无缘，对社会经济发展引领作用尚未充分体现等。您认为基础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张先恩：这些现象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和思考。我认为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1%%，近年虽逐渐增加到接近1.5%%，仍低于OECD国家2.5%%以上，而且其中大多用来发展实用技术，用于基础研究的多年来仅为R&D的5%%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约20%%以上）。足够的投入显然应该是高水平基础研究的根本保证。

　　我国虽已拥有全球最多的科技人力资源，但长期的应试教育、较普遍存在的物质利益驱使和浮躁情绪，不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简单地将论文与职称、学位、奖金等挂钩，也欠合理。此外，科技资源分散，使得科研人员多头重复申请项目、并不得不频繁地接受各种检查、评估，较少有人能够潜下心来做探索性强、风险高、周期长的研究课题。珠穆朗玛峰只能出现在喜马拉雅山高原，不可能出现在平原；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等科学明珠只会产生于人才高地、科学沃土。营造创新环境是政府和科学共同体共同的任务。

　　80年代科技拨款制度改革以后，在科技界普遍引入了竞争机制，形成活跃的科研局面。但随后这些年，由于宏观调控弱化，稳定支持不足，一些创新单元分工趋于模糊，功能趋同，竞争有时有些无序。对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协调。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尚未充分体现。一个原因是简单的论文导向，科技界自身已经意识到有关弊端，正在进行调整。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积累—技术发展—成果转化还需要时间。

　　记者：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

　　张先恩：总体而言，近30年我国科学研究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踪和追赶，目前进入比较活跃的创新阶段。

　　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大量原始性创新及其技术进步，作为创新的源头，基础研究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

　　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看望钱学森和吴文俊两位科学前辈时再次强调了基础研究的先导性，要增加投入、重视人才、创造环境。

　　近代科技和经济史研究表明，一国的科学研究持续繁荣多年之后，通常导致其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历次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伴随着强国更替。周期约为50—80年。如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我国基础研究事业也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一定能够引领和支撑我国科技进步和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